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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问产业发展迅猛，但当下滋生的某些乱象表明，学问产业发展大多还是粗放型，过于注重数量和 GDP，而轻视质量和产业结构调整，要在“十二五”期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有一定的难度。最大的阻碍是深层次上依旧存在一些体制性弊端，诸如，多头执法，多环节申报、审批，人为割裂完整的产业链，监管执法不到位，难以实现学问资源的多环节开发，行政运作的成本高，并且为部门利益与权力寻租提供可能。这些都在制约着学问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和专业化发展。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职责整合，组建国家资讯出版广电总局，为学问产业大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这次机构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通过政府向市场、向社会、向下放权与削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提高行政效能和政府的决策政策制定水平，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在学问建设上，体现了以敬重学问发展规律为前提的思路，着重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革除职能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重点加强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学问生产规划统筹和学问生产内容与质量的监管，旨在激发学问创造的活力并提升学问的竞争力。
    就管理范围而言，图书报纸期刊出版与广播影片电视同属于传媒领域，在学问体制改革推动下这些领域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很多环节完全可以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通过体制上的职能整合、职责优化，可以促进学问事业单位和学问企业的资源开发，降低经营成本并实现多环节赢利，这为学问企业之间实现跨地域、跨行业、跨门类、跨所有制以及跨国界经营，提供了现实基础，为一些大的学问企业集团扩大经营范围提供了可能，使之朝着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化方向发展。
    实践中，推动学问产业做大做强，鼓励国有学问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取向适应了国际媒体企业重组联合的趋势。但因体制性障碍，此前在具体运作中存在严重的缺陷：
    其一，没有遵循规律。从国际经验看，企业兼并重组主要发生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或者发生在相关产业之间，通过优势互补，取长补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我国近年来成立的一些大型国有学问企业集团，一般是通过行政化方式，在一个行业和系统内采取同类型国有学问单位合并，如把一个部委或者省内若干家出版社合并在一起组建出版集团，或者将若干家报刊组合在一起成立报业集团，或把若干剧团组合在一起成立演艺集团。这种简单合并同类型企业的做法，虽使国有学问企业的资产总量有提升，但并没有实现“四跨”的目的，更阻碍了以资本为纽带的集团业务的多元化、内容的多层次开发及战略联盟的形成。说到底，没有遵循学问产业的发展规律。这种行政化组合，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引起颇多非议。
    其二，存在思维误区。因在职能上过于强调管理，而轻视服务，过于倚重国有学问企业，忽视民营学问企业的力量，导致在新媒体时代，鼓励以传统媒体企业为主体去兼并重组，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新媒体的崛起，使得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空间被压缩了，它不仅改写了传媒产业的发展格局，还带来了观念的变化。新媒体不是传统媒体的网络空间延伸或数字化发展，相反，传统媒体的意义和生存要从新媒体的视野中获得理解，依托和应用新技术的新媒体代表先进生产力。按国际惯例，都是新媒体企业去兼并重组传统媒体，来扩大经营范围和拓展产业链。现阶段中国学问产业发展，必须在体制上破除体制性障碍和行政壁垒，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的狭隘思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越出来，充分重视增量领域中民营企业的力量，鼓励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鼓励社会资本更大程度上参与学问生产，鼓励以资本为纽带，按照产业链进行兼并重组，实现优势互补。
    当然，现有的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学问建设和学问产业发展的所有问题，但毕竟是在敬重学问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国情复杂的背景下，任何制度的建设必有先后顺序，若总是对一些改革措施贬斥多于褒扬，否定多于肯定，那么制度建设很可能会原地踏步。从新世纪以来的学问政策变化和机构调整来看，中央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学问价值体系框架，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调整和完善学问政策体系，理顺关系、革除行政壁垒；二是如何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通过调整和完善学问政策，以学问促进社会融合，实现学问的经济价值。从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和趋势看，将来学问和资讯出版广电总局合并是大势所趋。只有在产业发展和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中，在敬重学问的发展规律中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学问资产管理体制，才能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学问改革发展领导权”的要求。